距離第一次給官員們講授這門課程已經8年，史安斌不無遺憾地表示，對于“突發事件爆發后如何面對輿論”這一問題，絕大多數基層政府官員仍然處在 “需要掃盲和洗腦”的階段，會理縣一例實屬“非典型”。而張志安也認為，盡管足跡“踏遍了大江南北”，做的也只是“普及常識的工作”。
最大的分歧出現在對危機公關這一概念的理解上。
史安斌回憶，到一些基層政府部門授課，被問及最多的問題始終是：“史老師，怎么擺平記者啊？”“史老師，北京媒體的行情是多少，怎么搞定？”
“地方官員恐懼輿論，進而天然地覺得危機公關就是一種信息控制手段，把自己放在和民眾的對立面。”張志安曾經親眼目睹過這樣一幕，一位講課老師在臺上說：“記者就是一條狗，餓了你就喂他，不聽話了你就揍他，如果碰見想成名的你就拿名利誘惑他。”
“底下的官員們就使勁地拍巴掌。”張志安說。
“這些官員并不知道所謂的捂蓋子恰恰是與危機公關背道而馳的道路。”楊懿告訴記者，在中國，政府危機公關意識的出現普遍被認為發生在2003年的非典時期。
“因為封鎖SARS信息，政府形象受到嚴重的影響，但這也讓政府意識到政務信息公開的必要性。從那以后，政府開始全面推廣新聞發言人制度，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開條例。”史安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