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侯永祿家房子。這是他家在1985年春天家里收入增加后新蓋的(6月19日拍攝)。新華社記者 儲國強 攝
“人民公社把農民的地又歸了公,分配‘大鍋飯’,生產‘大呼隆’,農村多是饑餓的記憶”
每當讀起父親的日記,今年54歲的侯西玲總是唏噓不已。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記中記錄下她的童年總是吃不飽的饑餓記憶。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在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的“大鍋飯”,生產上“大呼隆”,嚴重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當時任會計的侯永祿在日記里記錄了人們的抵觸:“(村里)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飯放衛星’的現象。大多數人出勤不出力,到場算個數,有時連勤也不出。”
更可怕的是,與實際相悖的“浮夸風”盛行。1958年,中國糧食高產“衛星”頻頻上天,安徽、河南、四川相繼宣布成為單季畝產千斤省。路井公社也不能幸免。“干部脫離實際、胡吹虛報產量,和實際相去甚遠。”
災難很快降臨到人們頭上,1960年合陽縣全縣小麥畝產僅130斤。“口糧標準一壓再壓。全家每頓飯1斤2兩糧,7口人每人吃不到2兩。”
憶起當年的饑餓,趙菊蘭老人心有余悸。侯永祿老漢記錄道:“菊蘭偷偷地跟上一些婦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后來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麥葉子,回來用麩子拌成菜疙瘩……難道真的要往死里餓嗎?”
“人民公社”制度從1958年一直持續到1977年,20年間糧食產量年均僅增長1%。“現在想想,一片良田沃土,隨便年畝產就打千把斤糧食,但當時可真難為活人。真是‘人哄地一時,地哄人一年’。”趙菊蘭老人連聲感慨。
“大包干在農村落下‘戶口’,責任田成為農民的‘救命田’”
1978年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一紙“大包干”契約,將億萬農民從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潮涌中國農村。
記者采訪時,趙菊蘭讓小兒子侯爭勝爬到房梁頂,找出了一個“六股叉”,這是人民公社解散、分田到戶時家里分到的農具,趙菊蘭一直珍藏著。她說:“大包干讓農民的土地失而復得,責任田成了‘救命田’”。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肯定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這一年的7月19日,路一大隊第五生產隊采用抓鬮的辦法分了牲口、農具和責任田。侯永祿一家共分到四畝七分二的責任田,他在日記里感慨萬千:“不管怎么說,大包干就是好,大鍋飯就是不怎么樣。誰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大包干”激發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侯永祿老漢的女兒侯西玲說:“積肥、選種、澆水……一家家起早貪黑的,連過去溝邊的荒地都種上了麥子、蔬菜。”如今我國糧食人均產量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以僅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功不可沒。
1985年春天,侯永祿在自家院子里新蓋了10間瓦房,女兒引玲家以998元買回來全家第一臺黃河牌14英寸彩電。侯老漢高興地寫下順口溜:“公社吃了大鍋飯,多年糧食難過關。各種辦法都試遍,最好還是大包干。”
“不變”的是穩定的土地承包制度 “變”的是農業補貼越來越多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全國第一輪土地承包期限的臨近,中央及時決定在農村進行第二輪土地延包,承包期為30年。1997年,侯永祿老漢所在的路一村進行了第二輪土地延包,“家家戶戶仿佛又吃個了‘定心丸’。”
可是,農村的發展也并不一帆風順。此時,主要依據每家承包的地畝數征收的農業稅、農林特產稅、鄉統籌、村提留、各類雜費等農民負擔,在不少農區越來越重,干群矛盾越來越突出。1999年11月19日,侯永祿在日記中寫道:1999年的農林特產稅任務特別高,今天西玲過來說,村上來收蘋果稅的人蠻不講理,把她的縫紉機抬走了。
“為了一個蘋果稅,弄得人心惶惶。”因繳不起蘋果稅,侯興才家的電視機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輪車被押到了鎮上,侯四易家的糧食被裝走了幾麻袋,王新吾家被牽走了槽上的大乳牛……
這段日記,透露出一段時期里農業和農村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
2004年至2009年,中央連續6年發出6個“一號文件”,核心是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通過免除農業稅,財政直接補貼農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農民休養生息。自此,農村改革實現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轉變。僅今年,種糧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直補等直補資金就達1230億元。
“第一次直補時,每畝地補5元,雖然錢不多,但我激動得整整一晚上沒有睡著。”侯西玲說,“如果那時爸爸還在,日記里又會有許多‘快樂’‘激動’‘滿意’的字樣。”
路一村村委會主任侯亞奇說:“土地制度的‘不變’和給農民以種糧補貼的‘變’,說明我們黨農村土地政策的成熟。現在村里一些在沿海務工的年輕人回到村里,包地種果樹、蔬菜,土地在農民眼里越來越金貴!”
編輯：鄧京荊 來源：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