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決議》稿的過程中，許多同志對華國鋒所犯的錯誤提出批評并要求調整他的職務。華國鋒本人也提出辭去領導職務的請求。十一屆六中全會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并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全面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把“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擾亂的社會關系調整過來，是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在鄧小平、陳云等人的推動下，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先后為彭德懷、陶鑄、賀龍、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等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干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撤銷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錯誤決議，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誣陷的黨的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等陸續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約有300多萬名干部得到平反。黨在干部問題上的撥亂反正，為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骨干力量。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長期受打擊的知識分子也恢復了名譽。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幫”進行斗爭而慘遭殺害的共產黨員和群眾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
黨中央還實事求是地處理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1979年1月，黨中央宣布對多年來守法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不得歧視。這一決定使至少2000萬人獲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國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被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國共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黨中央還糾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錯誤，落實了黨的政策。
根據廣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恢復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在清理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同時，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門的黨委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要求，各級紀委把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作為根本任務。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黨取得全國政權后形成的指導和規范執政黨思想、政治、組織建設的重要文獻，對在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影響。全會還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同年11月召開的中紀委座談會傳達了陳云的意見。他說:“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進一步引起全黨對黨的建設的重視。
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黨中央認真汲取以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經驗教訓，開始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問題。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鄧小平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現象，其核心則是權力過分集中。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這篇講話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經過幾年全面的撥亂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長期“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得到根本改觀，國家重新呈現勃勃生機。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得到加強，優良的傳統作風逐步得到恢復。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邁出重要步伐，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開始改變。經濟工作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教育科學文化工作呈現初步的繁榮景象，黨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得到加強。這一切表明，黨和國家終于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歷史大轉折正在平穩地實現。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