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英
據相關報道，全國正規審批通過的高爾夫球場只有10家左右，而從2004年到去年，全國高爾夫球場從170家左右增加到了600家左右。而且，頂風在建的、改名換姓的球場還有無數。這些違建球場的野蠻生長，不僅浪費了大量的土地資源和水資源，而且還狠狠地打了各級土地管理者一記耳光――2004年至今下發了至少10道禁令，卻沒有任何約束力。
分析人士對違建球場泛濫找了很多原因，其實歸根結底只有一個原因：監管部門不作為。筆者把這種不作為歸咎于“權力‘打球’”，這有多層含義：一是地方政府本該是查處違規球場的裁判，現在卻變成了一個下場打球的運動員。當地方政府與開發商“穿一條褲子”時，球場上顯然只有運動員，不見裁判員。如此，高爾夫球場必然野蠻生長。
二是最高土地監管部門沒有扮演好總裁判的角色，很多時候變成了球場邊上的“看客”。這些年違建球場增加了幾百個，有的就在國土部門的眼皮底下，媒體也經常揭露違建球場，然而，國土部門并沒有以公眾期待的力度掀起查處風暴和問責風暴，否則，違建球場不會越來越多。如果從2004年起就徹底查處，顯然，高爾夫球場今天就不會變成“頑疾”。
三是制度安排不僅沒有嚴密防守，而且還給了違規者“進球”的機會。比如，相關通知規定，對違法違規行為已完全糾正、整治措施全部落實到位的高爾夫球場，可由發展改革、國土資源、環境保護、林業等部門為其重新辦理相關手續，并從高繳納相關規費。也就是說，如果繳納相關規費，違建球場都有可能變合法――難怪有的違建球場交完罰款后繼續營業。
除了以上三種“打球”方式外，還有一種更直接的“打球”方式――某些官員直接支持高爾夫。例如，2010年溫州市高爾夫球協會成立時，主席是由溫州市政府一位副秘書長擔任，其中名譽主席一欄4人，全部為溫州市政府高官，包括人大副主任、政府副市長、政協副主席，他們都是現職。雖然相關人員在媒體曝光后，即被黨內警告等處分，但是這一現象不僅存在于溫州，而且上場揮桿的官員也不在少數。有政府官員明目張膽支持，高爾夫球場必然“興旺”。
也就是說，所謂權力“打球”，權力不是用來監管違法者，而是直接或間接在推動違建球場發展，比如有地方政府把違建球場當成招商引資的“城市名片”，或政府官員在高爾夫球協會擔任職務，就屬于直接推動違建球場發展。間接推動違建球場體現在，監管者對違法建設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是在縱容；或者在制度上留下讓違規球場變合法的機會。
在筆者看來，高爾夫球場“頑疾”不難治理，難的是沒有治理的決心。事實上，治理這一“頑疾”只要兩味藥即可：一個是對有關官員進行嚴厲問責；一個是拆除違建球場恢復原狀，讓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美夢破滅。有關人士稱，目前沒有對這種不合規定的高爾夫球場進行拆除，主要是監管部門缺乏相應的懲罰措施。其實，在土地管理法及其實施條例中并不缺少懲罰措施，只是有關部門不愿懲罰罷了。
顯然，公眾很清楚，被拆除的違建球場只是個別，交罰款的也不會很多，更多的違建球場既沒有被拆除，也沒有被罰款，依然以高調的姿態存活著。至于穿著馬甲的違建球場，可以說，難以計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