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生活了四年，他說他對清理“三非”一點也不感到意外。“以前有警察敲我的門要看證件，也不說為什么。發生了兩次，”他說。“我也什么都沒有問。直接把護照給他看。”

“我說中文，有中國朋友，用微博，我知道中國有什么新聞也懂社會規則，”他說。“政府讓你干啥，你干啥就是了。”

讓他掛心的不是清理“三非”本身，而是政策背后隱藏的對外國人的態度。“在中國我總是覺得格格不入，”他說。“大家都特別對待我，有的很好，有的很差，就因為我是外國人。”

他說，“老外”這個詞對于中國人來說就不一定是中性的，有的時候多少有點兒排斥的意思。“中國人，外國人，一定要分非得很清楚，甚至對立起來，”他說。

一次他在圓明園游覽的時候，一個中國人聽說他是法國人后，立刻對他說“我不喜歡法國人”，因為英法聯軍燒過圓明園。“我啥都沒說。能說啥呢？一百多年前的事兒，”他說。“中國畢竟不是一個移民國家，還不知道怎么對待不同的文化和人群。只希望隨著中國的發展，能夠有更多的理解和寬容。”

“他的經歷不算是典型。在中國，大多數外國人是受到超國民待遇的，”資深公關專家仇琳告訴記者。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劉慶龍告訴記者說，語言障礙和文化鴻溝讓我們的執法機關往往對外國人手下留情。

“執法機關應該掌握基本的外語，熟悉涉外的法律規定，”教授說。

Jones也覺得法律應該對中國人和外國人一視同仁。他說他一個朋友因為騎摩托車超速被交警攔下。但是他一取下頭盔，警察就讓他走了。因為他是外國人。

他說雇主也應該為雇傭“三非”外國人負責。他也曾經利用旅游簽證在中國教英文。“學校也懶得給我申請工作簽證，他們說很多人都這么干，沒有問題的。”他說。

“利用旅游簽證在中國教英語基本上是這個行業里的潛規則了，”教授說。“雇主也喜歡這樣，因為他們不用付保險或者福利，只用付工資就好了。”

Jones說他的一個教英語的朋友因為沒有工作簽證被罰了1000元.“他被罰后反而放心了，因為根本沒有多少錢，”Jones說。

“外國人在中國很優越的，甚至被寵壞了，”仇琳說。“除了說英語，他們大多數也沒有其他技能。所以就拿著旅游簽證在私人學校教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