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最好的時代
范仲淹離去了，岳陽樓留下他文人的絕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但宋仁宗不會離去，開封城延續(xù)著他政治的部署——文彥博，一個有些保守的大貴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職位。
這一次，宋仁宗選對了改革的經(jīng)紀(jì)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彥博以沉默而實干的姿態(tài)，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圖，不動聲色地貫徹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這批能臣。沒有口號、沒有激辯，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條條修改，變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后，文彥博覺得，宋仁宗在四川試點多年的紙幣“交子”，向全國推廣的時機(jī)成熟了。陜西長安的官員“立功”心切，說干脆廢止鐵錢，只用紙幣吧。此言一出，老百姓連忙拋售鐵錢、搶購貨物，長安經(jīng)濟(jì)陷于混亂。緊急關(guān)頭，文彥博并沒有強(qiáng)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絲綢，來到長安：“來來來，今日我賣絲綢，只收鐵錢。”一下子就穩(wěn)定了民心。從那以后，朝廷再推廣“交子”，就沒有阻力了，因為百姓對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許，宋仁宗這種含蓄漸進(jìn)的方式，錯過了大變革的可能時機(jī)，治不好國家的病根；又或許，這種方式的成功，過分依賴他個人的寬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難以效仿。但無 論如何，新黨舊黨的爭議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薈萃的一座高峰到來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躍于仁宗時期。以至于林語堂說，這是中國文人“最好的時代”。
很多年以后，激進(jìn)的王安石改革失敗了，宋神宗又恢復(fù)了祖父仁宗的溫和改良做法，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lǐng)：“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遼國人或許不會懂得，他們敬畏的這個宋朝皇帝，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國歷史上，他是第一個被尊稱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繁華。（來源：《環(huán)球人物》雜志 編輯：肖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