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難度大

草案落地需配套措施跟進，引入社會組織解決托管難題

“以前經常看到介紹，國外家長如果單獨留幼小的孩子在家，鄰居會舉報到警察那里，警察會給予干涉，情節嚴重的甚至會剝奪家長的監護權。我們距此，還有很多路要走。”在很多人看來，未成年人保護規定要超越紙面文章走向“實然”，從根本上要依賴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發展和社會成員意識的提升。

而在現實層面，草案的落地與執行，顯然需要更多配套措施的跟進和補充。首位來自農民工群體的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建議，可以在社區成立專門的托管站，吸納義工和志愿者參與，為外來工子女服務，外來工自己也可依托托管站組織互助，輔導孩子的功課，并監管他們的安全。

針對當前市場上魚龍混雜的營利性托管機構，廣州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魏強透露，草案已規定，授權市政府制定學生托管服務機構的管理辦法，加強監管，對存在治安、消防等安全隱患的學生托管服務機構，及時責令整改、依法進行處理；對無證經營的學生托管服務機構，依法予以取締。

《孩子》雜志主編嚴凱則呼吁，解決未成年人托管問題，要引入社會公益組織，特別是拓展政府補貼的公益組織主導的微利性托管。“相比于市場托管和學校托管，社會公益組織有明顯優勢。比如外來工務工群體，有部分家庭承擔不起市場所要求的托管費用，就可以讓社會公益組織做托管工作。公益組織除了能滿足保障孩子人身安全的最低要求之外，還可以提供良好的教育資源。”至于如何讓社會組織參與進來，他認為這需要政府采購政策的制度指引，也應該采取競爭機制，讓有能力有責任的機構暫時托管。

有專家表示，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政府和企業也應當更多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務和社會責任。“比如，街道路面下水井蓋時有時無，且沒有圍護和提醒，給未成年人造成危險，這就暴露出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疏漏。而未成年人保護，正是要從這些小事做起。”本報記者賀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