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道稱，1993年，靖宇縣剛開始賣戶口時，3000元一個，200多個民警很快完成了指標任務，賣了幾百萬元，“后期就隨便辦了，多賣還有提成”。

《新京報》2011年也報道，湖北省鄖縣在上個世紀90年代購買“農轉非”戶口的人達一兩萬個，收入達兩千多萬元。一些人因為購買了空地址戶口，無法領二代身份證。

記者發現，網上亦有不少網友反映，在戶籍管理全國聯網之前，他們出于種種原因在兩個地方上了戶口：有的是購買城鎮戶口后未在農村銷戶，有的是從農村到城市就業未注銷農村戶口，有的則是在辦理城鎮戶口時又在第三地辦理了農村戶口。現在，他們抱怨，在享受福利方面遇到一些難題。

應強化偽造、變造證件的法律責任

“其實，戶籍本身只是統計人口的管理手段，不應與利益糾纏在一起。如果不與利益糾纏在一起，它便只是一個管理工具，也就不會引發多戶籍的現象。”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姚秀蘭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姚秀蘭研究了自先秦以來的戶籍法律制度。雖然暫未掌握一人擁有多戶籍的史料，但她發現了一些脫漏或篡改籍注的情況，譬如，將賤籍改為民籍，將庶籍改為士籍以入仕，中戶改為下戶以逃稅等等。

她認為，在農業社會的政治控制和社會管理下，不同階層的人享有的權利不同，因此容易產生篡改戶籍的情況。現在，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教育機會不均，戶籍管理同樣與諸多利益捆綁在一起。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曾對媒體表示，濫用戶籍現象有四點原因，其中之一也是“政府錯誤地用戶籍、身份這些公共信息管理手段來限制人口流入、分配緊缺資源、賦予特殊權益”。與此對應的，公眾會為了在讀書、就業、住房、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獲取更多利益而“巧立名目”，“生發立戶、分戶、遷出、遷入、結婚、離婚等各種行為”。

“從官到民、自上而下的多層次的不尊重、不遵守甚至濫用，是中國戶籍管理的最大危機。”王太元說，違法犯罪者利誘或者威逼管理戶籍的官員瀆職，管理戶籍的官員貪圖私利、瀆職枉法，這些也是戶籍管理之亂的原因。

姚秀蘭說，在歷史上，篡改戶籍的違法成本非常大，一旦發現，涉案當事人、官吏都要面臨嚴厲追究，“唐律對這種罪名即有明文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