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宏觀經濟過熱的政策可以限制供給，但卻無法抑制需求(需求應靠多種方式分流)，不能分流的需求會對供給產生反作用力。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局面就出現了，有了房價過快的上漲，就會并存房價下跌的可能性。而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并不受成本的約束，供過于求也是同樣。
第二，交易稅費增加的推動作用。二手房交易的稅費增長(這與開發商無關)，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轉移中，推動了二手房交易價格的上升，反過來也推動了一手房交易的價格上漲。
高地價與高稅收同樣讓房價的基礎發生了變化，也成為房價的推手，面粉與面包的關系大大改變了上漲的預期，而這個預期在輿論的宣傳中被放大并變成了買賣雙方的現實。
第三，房價是非固定內涵的一個指標。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指標中的內涵卻大大不同了，發達國家的房價有相對標準的內涵。如美國大多按套計算房價，而一套房的面積是有限定標準的，一套房的內部配套與裝修標準也是相對一致的(中國卻有著精裝修與非精裝修的巨大差別)，社區成熟度與基礎設施配套標準的差別也相對較小，因此有一個基礎一致性的評價標準，房價也有了可比性。
但中國的房價卻不同，此房與彼房的差別巨大。房子本身的建安標準大大提高了、節能環保的措施大大加強了、社區成熟度與基礎設施變化巨大，內涵提高而產生的房價變化并沒有真實的反映在統計之中。尤其是非市場化定價的產品供給量會對房價的計算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在非商品化與市場化產品的替代中也產生了房價增長的非一致性因素。
第四，原材料與勞動力成本的增長。包括土地、鋼材、設備、新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增長等都有價格的推動作用。如果經濟增長讓收入與價格普遍上漲，同比計算時是否也應考慮這類因素呢？如人均收入與銀行的利率會考慮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增長率、投資增長中應扣除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增長部分，那么房價是否也應給以必要的物價調整呢？
